《击水三千》：在大时代洪流中写一首凡人歌

文/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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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飞熊长篇小说《击水三千》的故事从一座村里的关帝庙坍塌发轫，主人公张厚坤由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无常命运。我被这个开头深深吸引，一股脑地就被拽进了张厚坤的生命世界里。

这不独因为我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，对关帝庙有特别的感情，更因为关帝庙形成了一种神秘的意象。关羽之所以从一名凡人英雄被后世推崇为神仙圣人，不在于他的勇猛，而在于他的忠义精神。“忠”是古代统治者喜欢演奏的“主旋律”，而在广大底层百姓中，更看重的是关羽的“义”，它更朴素，更乡土，也更接近普通人之间的感情联系。小说中的张厚坤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他仅凭着从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里看到的故事，就对关羽身上的侠气、义气产生了深深的敬仰，并且在赚了人生第一桶金之后，执意在村里龙王庙的地基上盖起了一座关帝庙。这座关帝庙成为他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与寄托，而随着关帝庙的坍塌，张厚坤的一切噩运也接二连三地迎面而来。

由关帝庙所构建的隐喻贯穿着《击水三千》小说的始终，在小说结尾，张厚坤历尽劫波，回到了生养他的龙门村，看见他的父亲将关帝庙重新修了起来。从坍塌到重建，关帝庙完成了一个轮回。从狼狈的逃亡到回到故乡开启新的人生，张厚坤也实现了自己的救赎。

《击水三千》是一场典型的双雄戏。生意失败、穷途末路的张厚坤，在万念俱灰之际被亡命之徒王元吉搭救，当即“义结金兰”。之后，他们又重逢在异乡广州，并且逐渐了解了对方的背景、故事，人生也彼此纠缠在了一起。这样的情节和人设应当是受到《三国演义》中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启发。但是，相比“桃园三结义”的理想主义情怀，张厚坤与王元吉的“双雄”关系却始终蒙上了一层悲情与苦涩。他们从上路开始，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，张厚坤对家庭有愧，对情人有悔，而王元吉则穷其一生都活在爷爷的英雄梦中，他们犹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，彼此相知，又彼此照映，曾经惺惺相惜，最终分道扬镳，一个涅槃重生，一个为深渊所吞噬。

《击水三千》写出了一幅本世纪初小人物的众生像，书中的人物在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经历淬炼，几经沉浮，他们是大时代下不容易被关切到的边缘人群，而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闯荡者、冒险者、失败者，构成了这个时代生动鲜活的肌体。作为70后一代生人，《击水三千》的作者李飞熊也经历过走出家乡，走南闯北的历程，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着他现实生活中同学、朋友的投射。

事实上，李飞熊并非一名职业作家，他的本职工作是纪录片导演，多年以来，他的作品屡获大奖，在他的镜头下，既有航天英雄、大国荣耀，也有汶川地震中平凡人带来的感动。长期的纪录片拍摄生涯，让李飞熊形成了对社会、对人性的独有的敏感和强烈的人文关怀，这也让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坚定地走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创作之路。巴尔扎克说：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李飞熊笔下的人物无疑构成了历史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切面。

由于李飞熊影像工作者的经历，他的文学语言也始终受到影像语言的影响。在阅读《击水三千》中，我时常能够感到叙事时缓时急的节奏感和松弛感。影视中的“慢放”与“升格”被李飞熊巧妙地运用到了小说叙事中，时而将三五年内人物的起伏浓缩在很短的篇幅中，时而又将叙事放缓，流露出丰盈的细节描写与人物的心理变化。书中的两位主角都各自经历了一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旅行，旅行的过程中又将形形色色的路人、风物、生活景象揉进了主角的视阈之中，宛若一场公路电影，让人沉浸其中，不觉时光荏苒。

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《庄子•逍遥游》用如此浪漫的文字去描述鲲鹏展翅向南迁徙时的壮阔景象。鲲鹏因其体格硕大，所以格外引人瞩目。而那些藏于晦暗之处的小虫、小鸟就不配有“鲲鹏之志”吗？他们与风浪的搏击，难道就不如“水击三千里”那般壮志凌云吗？李飞熊俯下身子，描述凡人的拼搏，却选用了“击水三千”这样豪气干云的词语作书名，想来的确是大有深意。

编辑 蒋庆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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